他是中国六七十年代唯一像样的知识分子

顾准是中国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样的知识分子。

——李慎之

在那“万马齐喑究可哀”的年代,顾准一花独放地创造着思想奇迹。

——邵燕祥

幸亏有了顾准,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。

——骆玉明

学者朱学勤讲过一个故事:

在一次学术会议上,

一位境外学者质问内地同行:

“在六七十年代,你们有没有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?”

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,

老学者李慎之佝偻而起,应声作答:

“有,有一位,那就是顾准!”

少年天才

1915年7月1日,

顾准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商人家庭。

父亲是做棉花生意的,

但不得其法,致使家道中落。

不得已,母亲只好出去做杂工补贴家用。

1927年,顾准初中毕业后,

因家境清贫,无力继续求学,

经校长推荐,便进了潘序伦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,

做了一名端茶倒水的练习生。

说到潘序伦,这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。

他年少时是一个纨绔子弟,

终日厮混赌场,抛金败家。

没想到而立之年竟幡然悔悟,

于是刻苦学习,拿下了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,

回国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,

成为“中国现代会计学之父”。

顾准在这里端茶倒水的同时,

也悄悄自学着会计学。

有一次,会计师们遇到了一个疑难问题,

不知道怎么解决,于是发生了激烈争吵。

顾准站起来:“这事可以这么处理……”

潘序伦一听,连声赞叹:“好办法。”

从此,他就喜欢上了顾准,

将一身学问倾囊相授。

潘序伦与顾准

顾准实在是太聪明了。

16岁,他就编写了《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》,

这本书后来成为会计专业的必读书目。

17岁时,他与潘序伦合写了《政府会计》,

这本书理顺与规范了政府的会计核算。

19岁时,他发现银行会计学问题重重,

于是编写了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《银行会计》,

这本书,后被列为大学教材。

20岁时,他已兼任上海几所大学的教授,

并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。

潘序伦称赞他说:“弟之才,十倍于我。”

由于才华绝伦,顾准薪水连涨,

二十出头,月薪便高达300大洋。

而当时,一个黄包车夫一月才挣两个大洋。

这份薪水,不知多少人羡慕啊,

但却留不住顾准了——因为1935年,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37年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

爱国的顾准便坐不住了,

他决定去抗日根据地支援经济建设。

潘序伦太喜欢顾准了,万分不舍:

“你别走了,我把立信会计学校交给你。”

这学校,当时是多赚钱啊,

但顾准拒绝了:“国家危难,匹夫有责。”

那天,送别,

素来坚强的潘序伦竟然掉下了眼泪。

 投身革命离开上海,顾准加入了新四军。

接下来,他是“哪里需要哪里搬”:

做过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,

做过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,

做过延安会计干部训练班教员,

做过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,

做过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,

1949年,顾准接到一个重大任务——被任命为华东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政局局长,接管上海,稳定经济。

接管上海过程中,有两个人名字最是响亮。

“一个是扬帆,因为他是公安局长。

枪毙坏人的告示上都是他的签名。

另一个就是顾准,因为他是财政局长,

分管财政、地政、会计、审计等八部门,

所以各种经济布告上全是他的签名。”

那时,上海工业已陷入半瘫痪状态,

一万多家工厂,只有三分之一开工。

企业家们人心惶惶,息工停火观望着。

于是,顾准烧出了三把火:

一是重建上海征税制度,

二是重构上海产供销体系,

三是驱赶不适应新经济体制的外资公司。

三把火一烧,立马稳住了上海。

顾准就这样成为了上海的政治明星,

被政商两界称为“奇特的天才”。

顾准,的确是个天才。

他能一边和人聊天,一边双手“打飞归”,

就是两只手在两个算盘上同时计算。

他当上海市财政局长时,

可以一边主持会议,

一边摘记“别人的精要发言”,

还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,

干部们惊叹:“顾局长有三个大脑。”

书生意气

就在顾准意气风发之际,

一场大难突发而至。

1952年2月29日,

上海市委召开干部大会,领导当场宣布:

“在‘三反’运动中,上海揪出了八只大老虎,黎玉,顾准……予以撤职。”

坐着台下的顾准,当场就懵了。

当晚,他在办公室坐了整整一夜。

“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。”

第二天,天亮了,

他推开门,走了出去。

在《解放日报》上,他看见了自己被撤职的缘由:

“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,自以为是,目无组织,违反党的政策方针,在思想上、组织上与党对抗……”

于是,大家开始疯传顾准的奇葩事:

●顾准任中共东路特委宣传部长时,

当时东路的最高负责人是谭震林,

谭震林要在《东进报》上发表一篇纵论国际形势的文章,

顾准一看这篇文章,书生病就犯了:

“这篇文章,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因资源枯竭造成的经济恐慌,跟和平时期因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恐慌混为一谈了。于是,我未经谭同意,就把文章删改了。”

1946年,陈同生、刘晓与顾准

●1951年,中财部欲调他进京任预算司长,

陈毅问他意见:“想去北京吗?”

顾准答:“不想去,我想留在上海。”

“为什么不想去北京呢?”

“入了阁,就成了盆景,长不成乔木了。”

这样的大实话,陈老总是理解的,

但很多人听了就觉得:“顾准太狂了。”

●中财委欲在上海推行民主评议式征税,

顾准一听,脑壳就炸了:

“搞民主评议,只能有两种结果,

一是征税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,

这会使一些企业占尽便宜,

二是征税实额高于税法规定的水平,

这就会变成摊派,可能引发骚乱。”

于是顾准强烈反对,主张推行设点划片收税。

这些言行,虽然看起来很是嚣张,

但其实都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心和良知。

顾准为人就这样——极真,不容自己说假话。

这些言行,虽然得罪了很多人,

但因出于公心,大家也不好死缠烂打。

可1951年底,“三反”运动开始了。

上海接到了指标——要打上千只老虎。

“上千,哪里去凑这么多人啊?”

于是,一些人不约而同想到了顾准。

“自以为是,目无组织。”

“与党对抗,违反党的政策方针。”

这些罪名,安到顾准头上那可真是恰如其分。

打成右派对于这次处分,顾准是不服的。

他多次要求上级组织复查,

但皆被驳回:此事已有定论。

1955年,他进中央党校学习时,

向学校提出要求:“请予复查。”

校领导回答:“学校不办理此类事情。”

从此,顾准便对“经世致用”死了心。

不想当官了,那就去做学问。

1955年,顾准便去了中科院经济研究所。

中科院领导深知顾准之能力,寄予厚望:

“希望你能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。”

但顾准想都没想就拒绝了:

“我这个人,傲上刚愎,不是做官的材料,还是做些经济研究工作比较好。”

顾准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数学上,

初等几何,代数,微积分……

他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,

为那些数理中的逻辑欣喜若狂,

“没想到在阶级斗争之外竟然别有天地。”

在研究数学中,他突然又幡然大悟:

“逻辑只是工具,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。”

他开始全面研读中国史和西方史以及经济学和经济史。

这样的融汇贯通,让他头脑大开。

学者朱学勤说:“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取得顾准这样的成就,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。”

1957年,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际,

顾准发表了一篇文章——《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》。

此文一出,立马引起轩然大波。

当时统一的经济观点是——加快推进计划经济体制。

而顾准的《试论》一文却主张:

“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。”

这不是与国家与中央唱反调吗?

所以,想都不用想,

此文便被定性为经济学界的“大毒草”。

顾准的思想实在是太超前了,

这个“离经叛道”的观点,

直到2014年才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:

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。”

由此,顾准被誉为“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”。

这一年7月,还发生了一件大事,

苏联专家前来黑龙江考察,拟修建大坝。

中科院便派竺可桢、顾准等人陪同考察。

考察中,苏联专家非常傲慢:

“大坝应该建在黑龙江上游。”

这个建法,对苏联有利,对中国不利。

竺可桢便说:“建在中下游比较公平。”

苏联专家盛气凌人:“必须建在上游。”

顾准一听,立马就火了:

“凭什么所有好处就是你们的,造成的损失就归我们……”

于是,这次考察最后弄得不欢而散。

一回北京,有人就写材料状告顾准:

“顶撞苏联老大哥,太目中无人了。”

前面写论文是“反党”“反社会主义”,

这次顶撞老大哥再加上一条“反苏”。

康生看了检举材料后,拍桌子骂道:

“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,谁是右派?”

顾准与弟弟陈敏之

只信真理1958年4月,顾准被打成右派,

开除党籍,下放河北赞皇劳改。

劳动改造极其艰苦,

顾准在日记里这样写道:

“左脚肿,今上午下粪塘子。”

“手掌也血肉模糊,很难拿笔。”

“担水担粪已很久了,都用左肩,左股骨下挫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,其他人赶紧转变态度,

不是低头认罪,就是沉默不吭气,

以求宽大处理,少挨整少干脏活累活。

然而顾准不,他不仅不好好表现求宽恕,

还经常当众“大放厥词”:

“什么大炼钢铁?一场蛮干罢了!”

“什么赶英超美,睁眼说瞎话。”

当时,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,

被称为新中国的“三面红旗”。

顾准一听就生气:“纯粹就是瞎整。”

于是,很多人跑去告状。

调查队来问:“你反对三面红旗吗?”

工友们替顾准打圆场:“他怎么会反对呢?”

顾准站起来,大声道:

“我不反对三面红旗?胡说八道!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!”

作为知识分子,顾准的最大弱点正在于此:

“发现了社会的错误,看见了社会的不公,

让我视而不见、充耳不闻,

昧着良心说假话,那不可能,

这样不配称知识分子,更没脸在世上做人。”

在河南,顾准亲历了惨烈的大饥荒,

很多人饿死于家中路边。

饥荒的惨烈以及人性的扭曲,

让这个知识分子震惊、愤怒而羞愧,

顾准在日记里写道:“心脏一阵阵绞痛。”

他想起了鲁迅的那句话——娜拉出走后怎么办?

这是1923年鲁迅提出的一个命题,

意思就是——革命成功以后怎么办: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?

顾准流着泪,握着拳头,

一份深深的责任感涌上心头:

“为这块土地上活着的人寻找一条出路。”

顾准在八达岭

再成右派

1962年,大饥荒终于结束了。

顾准也摘除了“右派”这个帽子,

重新回到了中科院经济研究所。

不久,顾准去上海、东北两地调查后,

写了一篇《社会主义会计中的几个理论问题》,

提出不应该把企业会计仅仅限制为“资金会计”。

上级领导一听就怒了:“谁要是反对现行会计制度,谁就得戴上右派的帽子。”

顾准硬气得很:“戴就戴。”

1960年,经济所来了一位特殊人物——因支持彭德怀而被认定为“反党集团副帅”的张闻天。

张被免职后,到经济所做了特约研究员。

经济所所长孙冶方、张闻天以及顾准,

都是实干派,所以常聚一起讨论问题。

1964年,张闻天写了一篇调查报告,

上呈中央,提出开放集市贸易等建议。

没想到却被批为“资本主义复辟”。

顾准也因此而遭受牵连,

“被认为是张孙反党联盟的黑智囊。”

福不双至,祸不单行。

顾准的外甥宋德楠和清华、北大同学,

自发组织的研究马列主义的学生社团,

恰巧此时也被定性为“大学生反党集团”。

于是顾准想当然地又被认定为“幕后操纵者”。

康生大怒,秘密下令:逮捕顾准。

这次的罪名更加严重——极右。

顾准就这样成了全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划为“右派”的人。

顾准被捕后,其妻汪璧顿时慌了神。

她极度敏感,为了销毁顾准的罪状,

她把顾准熬更守夜撰写的“探索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主义”的文稿,

撕碎揉烂后扔进了抽水马桶。

顾准探寻的“娜拉出走后怎么办”,

就这样不见天日就打了水漂。

后来,顾准的朋友说:

“顾准知道后,很沮丧,一周没说话。”

汪璧这次慌忙的销魂罪证,

不仅毁了文稿,还惹火烧身。

由于文稿太多,竟然堵住了下水道。

在邻居与调查队的追查下,

汪璧只好老实交代,

于是落下了“销毁顾准罪证”的罪名。

1942年 顾准

铁血硬汉顾准被捕后,被要求按指定“咬人”,

但顾准绝食抗争,打死不开口。

对方怒了,狠狠扇过来一记耳光。

“你要打,行,我让你打。”

顾准干脆把脸送了上去,

对方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,

看着顾准的一脸不屑,竟然怂了。

易中天在《走进顾准》中有一段记叙:

不就是毒打吗?

那好,干脆把脸送过去,

让你打个够,反正打死也不就范。

不就是低头弯腰”坐飞机“吗?哼!”

你别看我前面的头都快低到地面了,

其实,后面的尾巴快翘到天上去啦!

当其他“牛鬼蛇神”自己的“罪行”写成大字报时,

顾准却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“读史”。

而且,还要亲手贴到布告牌上,

贴上后还不走,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,

一直守候着自己的“作品”,

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。

斗争者骂顾准“反革命”,顾准不理。

骂顾准“罪该万死”,顾准不理。

但在一次批判会上,

一个地头指责顾准“偷奸耍滑”,

顾准一听,就不干了,冷笑道:

“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‘偷奸耍滑’。”

左派们揪住他:“你还不服?”

顾准一挺胸:“就是不服。”

于是,雨点般的拳头奔袭过来。

顾准迎着拳头,怒喊道:“我就是不服。”

他的骨头,硬如铁。

顾准《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》手稿

8<妻离子散

只有面对家人时,顾准的心会软下来。

每次挨完批斗,他擦一把脸,

埋头就抓紧时间搞翻译,

“想挣些稿费来补贴家里。”

1966年1月18日,快春节了。

在周口店劳改的顾准获准回家过年。

回到家,他眼泪就下来了。

妻子汪璧满口的牙都已脱落,

嘴瘪着,憔悴得让人可怕。

当晚,汪壁流着泪提出:“我们离婚吧!”

顾准愣了一下,然后痛快地答应了。

他知道:“她都是为了孩子好。”

1967年,顾准实在是太想念孩子了,

捱不住相思,偷偷跑回家。

汪璧见到他,厉声道:

“你,害人害得还不够,还要来害人?”

顾准喉头上下滚动,却说不出一语。

停留半响,红着眼走了。

冬天太冷,顾准写信说:“我回来取衣服。”

一到家,发现所有衣物都放在门外。

家门紧闭,任他大喊都不开。

顾准蹲下身,把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。

一个月后,家里终于来了一封信。

撕开信,顾准的手就开始发抖。

信里装着一纸声明:与顾准断绝父子关系!

约定“生不相见,死不相别”。

声明最后,是四个孩子的签名。

那一月,顾准常常半夜惊醒。

顾准全家福

与顾准离婚,汪璧也是迫不得已。

“文革”爆发后,

她因受顾准牵连而连遭批斗。

“你是个十足的走资派。”

“你是狗右派的臭婆娘。”

不但挨批斗,还被开除了党籍。

1968年4月8日,她终于熬不住了。

那天,她喝下了很多消毒用的来苏水,

决绝自杀,死状极惨。

汪璧自杀后,顾准一点不知道讯息,

直到1969年,他才闻悉真相。

知道汪璧死讯后,顾准就去打饭吃,

“吃了几口饭,悲从中来,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。”

从此,顾准日记里,

便留下了多次梦里“痛哭而醒”的记录。

同样被打成右派的同事骆耕漠回忆道:

“不久,顾准就买了一盏双头台灯。

江明问他,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?

他只是沉默,不回答。

后来我们才知道,

他是为了纪念死去的汪璧,

点亮灯,他就觉得妻子坐在他对面。”

顾准弟子吴敬琏回忆说:

“在他生命最后一天,他跟我说过一句话:我这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。”

顾准在日记里怀恋汪璧时写道:

“此生所有欢乐场面,都是她给的。”

顾准的读书卡片

9<点燃火把

妻子死后,顾准把精力全放在了做学问上。

他想求解——娜拉出走后怎么办?

弟子吴敬琏回忆道:

“每天清晨,他背着一只军用书包,

内揣两个冷馒头,就去图书馆读书,

黄昏归来,点一盏孤灯继续夜战。

他常常剧烈地咳嗽,

痰中带血,却也并不在意。”

他读希腊城邦、读资本论、读黑格尔……

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的营养,

为的就是从最源头找到“娜拉的答案”。

顾准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《圣经》,

工作队一干部训斥他:“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,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?”

过几天,顾准拿一本“正经书”问干部:

“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,是什么意思啊?”

这位干部答不上来。

顾准说:“这个典故出自《圣经》。你不读《圣经》,就读不懂列宁。”

从此,没人敢去干涉顾准看书。

看见他读书,就绕着走。

顾准藏书手迹

浩大的阅读和孤独的思考,

让顾准变成了优秀的思想家。

在暗夜里,他吐着血,

写下了《希腊城邦制度》《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》等系列文章。

顾准提出了许多著名论断,比如:

“所谓专制,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。”

“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,天国是彻底的幻想;矛盾永远存在。所以,没有什么终极目的,有的,只是进步。”

…………

这些论断,在80年代顾准平反之后一经出版,

便石破天惊,惊醒了很多人。

王元化说:“许多问题一经顾准提出,你就再也无法摆脱。促使你去思考,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。”

李锐说:“1959年以后,我也在思考。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,许多根本问题,于我来说,他是先知先觉。”

顾准的思想,就这样启发了很多人。

李慎之说:“顾准拆下肋骨做火把,照亮了很多前行的人。”

顾准读书批注

10<  顾准之死1974年11月11日,

吐血的顾准被确诊为肺癌晚期,

肿瘤大如鸡蛋,已经扩散。

顾准知道:“我已经时日不多了。”

他一边奋力赶着文稿,

一边盼望着完成一个心愿——见儿女一面。

一次次联络,一次次托人传话,

但是子女们没有一个人来。

黑夜里,顾准暗自流泪。

朋友们说:“你就认罪吧。”

顾准叹气,摇摇头。

朋友们说:“你认罪,摘了帽,子女们就会来看你。”

听完这句话,顾准含着泪,

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认罪书。

他哭着对骆耕漠、吴敬琏说:“真是奇耻大辱。”

但签完,他又感叹道:“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。”

但是,子女们还是一个都没来。

1974年12月3日凌晨,

顾准在大风雪中离开了人世。

“我已经原谅了你们,希望你们也原谅我。”

这是他留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。

顾准和李贽

11<      坚守真理

在六七十年代,

顾准取得了在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。

但是,这是否意味着顾准的思想高度不可超越?

当然不是。

新一代的好些思想家、经济学人,

对中国未来理想图景的认识,

早已超过了顾准当年的水准。

既然如此,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怀念顾准呢?

因为比顾准学术与思想更有价值的是——他的精神和灵魂。

怀念顾准,是要学习他坚守真理之精神。

1975年,孙冶方出狱,

回到经研所后,上面让他写反省材料。

孙冶方一昂头,斩钉截铁说:

“我跟顾准是一样的人,

个人恩怨从不计较,

但理论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,

符合真理的观点一个也不放弃。”

不久,好友汪道涵来看孙冶方,

喝酒闲聊中,两人说到了顾准。

汪道涵说:“老顾这个人,太恃才傲物,像陈毅老总那么好脾气的人都跟他吵架。”

孙冶方一听,心里就不爽了:

“这不叫恃才傲物,这叫坚守真理。”

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什么最重要?

陈寅恪先生说: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。”

“顾准的难能可贵之处,

在于他在一个绝对真理绝对权威笼罩一切的年代,

敢于说不——敢于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。”

他不认权威,只认真理。

12<      坚守道德

怀念顾准,是要学习他坚守道德之精神。

1964年,在批判“张孙反党集团”大会上

其他人都忙着与两人划清界限及落井下石,

顾准却站起身来,一扬眉说:

“我坚持自己的看法。”

1966年,“文革”爆发。

工作队要他写材料证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交往,

顾准不写:“我不知道这件事。”

工作队员狠狠扇了他十几个耳光,

顾准依然说:“我不知道这件事。”

老战友陈易被打成“反革命”后,

人人避之唯恐不及,

但顾准不,我就要去看他。

不仅去看他,还要陪有病的陈易散步。

顾准的入党介绍人是林里夫,

林里夫落难比顾准还早。

他被康生诬陷,打得神经紊乱。

也是人人避之,唯恐惹火烧身。

但顾准不,他就要去请他喝酒。

这个林里夫,与顾准并非观点契合之人,

不但不契合,而且看待问题时常相左,

以前,他曾多次激愤地斥责顾准。

但他落难后,顾准却丝毫不计前嫌。

1970年,女儿来看林里夫,

回家无钱,顾准送来20元钱。

1972年,林家母女生活艰难,

顾准又给林家送来40元钱。

要知道,顾准早已停发工资多年,

这些钱,是他从生活费里一点点抠出来的。

顾准做人,始终坚守着道德底线。

知识固然重要,但人品更重要。

生命固然重要,但人格更重要。

所以他从不落井下石,从不出卖别人。

当很多知识分子明里暗里互相揭发时,

顾准却自豪地说:“我手上没有血。”

“你们手上都有血,而我没有!”

这是顾准一生引以为傲的资本和财宝。

坚守爱国

怀念顾准,是要学习他坚守爱国之精神。

抗战爆发后,他舍弃富贵投身革命,

就是准备将整个生命献给国家。

顾准不像很多公知,为了批判而批判。

他一生做学问,都是为了给中国找出路。

他所有的“不合时宜”,都是为了中国之复兴。

1974年,顾准得悉自己是肺癌晚期后,

赶紧把弟子吴敬琏叫到了医院,

他跟吴敬琏作了一次深深的长谈。

长谈最后,他郑重地叮嘱道:

“中国的‘神武景气’一定会到来的,

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。

所以我送你四个字:待机守时。

一定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。

为了抓住这个机会,

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思维。

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,

那时,你要能拿得出东西报效国家。”

2001年,央视评选中国经济年度十大人物,

吴敬琏赫然荣登榜首,

他被很多人称为“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之父”。

顾准死的那天,是吴敬琏亲手把他推进了太平间。

回家路上,吴敬琏号啕大哭。

但大哭之后,吴敬琏就勇敢上路了:

“回家路上,我觉得特别特别冷,

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,

但想起顾准,心里便有了温暖。

他走了,但给我们留下了光亮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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